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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放前的王家只有几亩薄田，属于贫农、中农的阶级范畴。
王元初在族人的帮助下念完五年私塾，后来又转入新式学堂，一直是个念书的好苗子。
十几岁的时候就考上了当地的国立师范，也算是鲤鱼跳龙门了，但政z立场不坚定已为他这辈子的命道埋下了伏笔。
在县城读书的时候，一腔热血的王元初稀里糊涂加入了学校的三青团，毕业前对着“三义”的党章宣誓，成了一名国员。
48年从国立师范毕业后，王元初和几位同窗一道，来到了长江边上的省城，希望能够一展平生抱负。
结果工作没有找到，却神使鬼差的考入了远在苏南的锡城宪兵学院。
这是王元初人生中第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，据说这所学校的所有学生兵，还没有进入战场，就全部转去台湾了，后来在那边的警界都混得风生水起。
这所国民d的警官学校，教官打骂学员是家常便饭，学兵食堂的伙食太差，老是吃不饱肚子。
而且还像监狱一样，三百六十五天日夜全封闭管理。
熬了几个月后实在受不了了，王元初和几位大别山过来的同学，就冒险掰开了宿舍窗户的铁栅栏，逃出了这个高级魔窟。
后来做了生产队的猪倌之后，王元初还经常和老社员们吹嘘：“48年的时候我就知道国要完蛋了！宪兵学校的伙食费都有人敢贪污，预备军官都吃不饱饭，更不要说那些抓壮丁抓来的兵夫了，谁会管他们的死活！这样的部队能打胜仗才是怪事！”
幸亏老社员们政治觉悟不高，加之王元初在骂国民党反动派，没有人去告密。
否则宪兵特务这顶大帽再压到老猪倌的头上，可就永世不能翻身了，被当作反革命镇压了都不一定。
爱乱说话似乎是读书人的通病，尽管他们最明白祸从口出的道理。
就像一位哲人说的那样，用一年的时间学会说话，却要用一生的时光去学会闭嘴。
从苏南归来后，家乡已经解放了。
王元初义无反顾的投入了人民政府的怀抱，完全忘记了自己国员的身份。
这种选择是无比正确的，也算是弃暗投明吧。
对于当时的王元初来说，真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找到一份可以糊口又不失体面的工作。
据说他是当地人民政权建立后，第一位主动上门找工作的知识青年，又正值地方上紧缺干部，幸运的王元初被委以重任。
作为本县最年轻的土改工作组组长，成为那个时代的光荣见证者。
这是王元初人生中的第二个机遇，事关一生的荣辱、全家的福祉，他似乎已经抓住了。
后来就是百万雄师过大江了，王元初因工作能力突出，被提拔为全县支前大队的大队长，率领一千多解放区支前民工跟随大军一起南下。
等把对口支援的英雄部队送过长江，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。
然后有两条开满鲜花的阳关大道摆在王元初的面前：进入南下大军的军官教导团学习，成为一名光荣的革命军人。或者持部队开的介绍信返回原籍，至少会是县里的中层干部。
书呆子王元初尽然两条路都没有选，肯定是哪根筋搭错了。
听说老家在筹建小学，他放弃了原本大好的仕途前程回到乡里，做了村里小学的第一任校长。用王元初老先生自己的话讲，回乡当老师并不是啥高尚的觉悟，只是觉得外边的世道很乱，还是做教书先生安全。
反正已经回乡当农民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。
1979年的春节前夕，王元初坐在行署办公室的走廊里，当得知自己16年前就可以被平反的时候，不禁嚎啕大哭了起来。
一时胆怯一念之差，不仅让自己蹉跎半生，娃们本该美好的人生也一道被他毁了。
如此肝肠寸断的悔恨，一场恸哭又如何能够排解啊！
还有当年与他下乡搞土改的工作组老同事，如今已是行署组织部门的领导同志了。
王元初能够这么快落实政策，这位昔日的同仁帮了大忙。
同为热血青年、同一年参加革命工作，几十年后却是天壤之别，命运的造化就是这么的残酷而又神奇。
诗人柳青曾说过，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，但关键的往往只有几步。
“老四类”王元初的一生，完全验证了诗人的逻辑。
本该充满辉煌的激情岁月，被他几次错误的选择变成了一地鸡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