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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叙，字功叙，号石溪，吉水人，进士，官至南京侍讲学士，汉未东吴偏将军周瑜三十八世裔孙。曾祖以立曾为元时翰林编修，父歧凤为明初国子监博士，叙为歧凤之次子。周叙忧国忧民，事事以社稷为重，王振专权，周叙不顾个人安危，上疏直谏，帝以章示诸大臣，王直等皆引罪求罢，朝廷上下出现新的气象，诗赋出众，有《石溪集》《诗学梯航》《唐诗类编》等。
少时聪明灵颖，11岁便能吟诗，中乡试第11名举人，会试第二名，殿试二甲第一名进士。因作《黄鹦鹉赋》而称旨授翰林院编修官，宣德初预修两朝实录成，转修撰，正统年间升侍读，调升南京侍讲学士，执掌南京翰林院事。
周叙不仅才华横溢，诗赋出众，更可贵的是他那种忧国忧民，事事以社稷为重，不顾个人安危、敢于犯颜直谏的精神，更值得后人敬佩。周叙调南京任侍讲学士时，农民起义四起，朝迁内外争权夺利，加上蒙古族的不断侵掠，国家已由“宣德之治”开始走下坡路，周叙上疏向朝廷陈述治理国家的政策，被英宗皇帝乐意地采纳了。
英宗是宦官王振一手抚抱长大的，王振趁皇帝年少，涉世不深，利用特务机关锦衣卫作耳目，独揽大权，宦官投机钻营，赋税繁重，官府又滥施刑罚，百姓叫苦连天。一些有正义感的朝官便向朝廷提出改良要求，一经王振发现，不是下狱就是处死。但是，周叙置生死于度外，以社稷为重，向英宗皇帝慷慨上疏进谏：：“没有哪个臣子考虑如何来效忠朝廷，怎样纠正过失，他们只是陈述自己的功绩，要求高官厚禄而已。负责考绩的官员不唯才是举，只是按资论辈去任免。管理财政的官员不过问农事桑田，不关心百姓疾苦，只管索取赋税。军队不修战备疲于劳役，官府滥施刑罚。首辅软弱无能，理政过疲。检察监官不闻不问种种弊政，听之任之，僧道过多，大量消费粮食，无业流民到处可见，国家又不设法去赈救。”英宗看后，心受感动，并称周叙给了他一贴良药，英宗皇帝把周叙的奏章让大臣们传阅。这时，吏部尚书王直等深知自己严重失职，各自引咎自责，朝廷上下出现新的气象。
蒙古人南下攻大同，英宗亲自率兵应战，因粮缺水尽，误入敌人圈套，被蒙古兵擒掳，皇太后命成王朱祁钰监理国政。当时有两派：改良派于谦、周叙等坚决主张讨战报仇；宦党邪派徐有贞、马顺等主张逃跑。在这决定国家存亡之时，周叙又勇敢地站出来，不顾宦党的暗害，向代宗皇帝上疏直言：“君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，殿下宜卧薪尝胆，象越国报复吴国一样，洗雪国耻。”同时为治理国家，他又上疏八条意见：一曰励刚明，二曰观经史，三曰修军政，四曰选贤才，五曰安民心，六曰广言路，七曰谨㣲渐，八曰修庶政。又上《制治保邦十二事》《中兴太平十四事》，皇帝如获至宝，采纳了他的意见，诏令执行。一时，朝廷内外，言路广开，使提拔了一批廉洁能干的官吏，加强了农业生产，减免了一些税赋，赈救贫民，招集流民返回家乡，恢复了生产，才使国政有了新的转机。
晚年的周叙仍是忠心耿耿，关心国事民事，他极力请求代宗恢复“午朝”接见大臣，以便多了解民情，收集各方意见，商定治国安民之良策，并请旨建祖祠《追远堂》，修族谱，修郡省志。
周叙为人诚实，素有志向，讲究气节，忠守情宜。其曾祖以立为元有名史官曾力主尊宋为正统。“曾祖以立，在元时以宋辽金三史体例未当，欲重修。叙思继先志，正统末，请于朝，诏许自撰”。在周叙为此事而写给英宗的奏章中，对重修《宋史》的目的交待得很清楚：“窃观宋辽金三史成于前元至正间，当时秉国大臣皆辽金族类，不以正统归宋，遂分裂为三，而以辽金加于宋首，不惬人心，不协公论。初修之际，言者虽多，卒莫能改。至今越百年，凡有志史学正纲常者，未尝不掩卷愤叹也。……元儒陈桱修《通鉴续编》，既正其统，而三史全书尚仍其旧。”因此他建议在南京翰林院组织人员重修《宋史》。英宗的答复是：“不必择人，叙其自修。”但因劳成疾，未能完成，终年六十，有《石溪文集》等行于世。